2025年3月28日的那个晚上，在澳门仁伯爵医院的监护室里，我站在一位出生仅数小时、体重不到1.3公斤的早产儿床旁，面对他持续塌陷的右肺，我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完成术前气管插管的更换。二十年里，我一直在广州妇儿中心从事小儿心胸麻醉工作，深知每一次气流的调节、每一毫升潮气量的控制，都是对生命的精准呵护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危重患儿，但我依旧被那份对生命的敬畏深深触动。从病房到手术台，我愿继续用专业与温度，为更多妇儿点亮希望的微光。

有个慢性肉芽肿病男孩总带着消毒水味的笔记本，记录每次输注免疫球蛋白的日期，“医生，这些都是我升级打怪的经验条”。他离世后，父母捐出笔记本，扉页写着“谢谢你们让我多看了五年樱花”。

那个移植后排异的小患者，每天在舱窗上呵气画太阳：“医生，我的新细胞会开花吗？”出院时他悄悄塞给我一颗乳牙：“这是旧系统升级掉的零件，送给你做纪念。”

最破防的是家长哽咽着问：“为什么是我的孩子？”我只能诚实回答：“不知道，但我能尽我所能帮TA。”

从医近二十年才明白，我们治的是病，修的是命运“错印”的页码。当医生又苦又累，但是总有那么多温暖感动的瞬间激励我们负重前行。

我原本打算把一生都留在唇腭裂治疗领域，可门诊的数字逐年变化：原本零星出现的口腔颌面部肿瘤的小患者在增多。

儿童肿瘤的疾病谱与成人不同，先天性居多，面临的问题比唇腭裂修复更大。一方面要治疗疾病，另一方面要权衡治疗策略，考虑怎样减少对孩子长大之后的影响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。淋巴管畸形、畸胎瘤、颌骨肿瘤、唾液腺肿瘤、横纹肌肉瘤…一个个疾病迎面而来，新生儿外科、免疫科、肿瘤外科、耳鼻喉科，合作科室也越来越多。手术方式也从单纯的传统开放切口，发展到腔镜下的微创治疗。2025年，同事再次把镜头对准我，快门声像当年的心跳，再次为这场悄无声息的进击留下注脚。

白发替履历签名。我感激一路并肩的同袍，也感激那些把孩子托付给我的家长——我医治孩子的病痛，他们用信任与笑容“治愈”我的人生。

幸有所爱，无畏山海。

过去，我的战场只在ICU。我把一个个小朋友，从休克、低氧、酸中毒的深渊里“捞”出来，拔掉气管插管、停掉血管活性药，看着他们恢复意识。那一刻，我原以为胜利已经属于我们。可当我脱下隔离衣、走出玻璃门，随访电话却一次次把我拉回现实：7岁的涵涵，术后半年仍不敢跑跳，体育老师一句“你心脏不好，坐着看吧”让他把足球锁进柜子；10岁的乐乐，春游时被同学善意地留在树荫下，她悄悄问我：“医生，我是不是只能当观众？”；青春期的阿远，因为胸口的疤痕被泳池拒之门外。

我才明白，ICU的出口并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场马拉松的起点——从“活下来”到“跑起来”，中间隔着肌肉萎缩、骨骼疏松、心理阴影，还有社会偏见。

于是，我把白大褂穿进康复大厅、体育馆、校园操场：给心脏术后孩子设计“游戏化”运动处方，把抗阻训练做成“奥特曼打怪”，把折返冲刺变成“闯关游戏”；把家长从“过度保护”的焦虑里解放出来，教他们分辨“安全疼痛”与“危险信号”，让拥抱不再变成束缚；去学校开“心脏科普小课堂”，让同桌知道“装了人工瓣膜也能一起跳绳”，让班主任放心把跳远沙坑重新开放。

我的目标不再是仅仅把孩子送出重症监护室，而是陪着他们一路小跑，跑回自家小区的花坛，跑回学校操场的跑道，跑向未来广阔的社会舞台。